2024-03-01 12:36
当地时间13日晚，驻阿富汗美军在该国东部山区投掷一枚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这是迄今美国在战斗中使用的最大威力非核爆炸装置。另据韩联社16日报道，美方当天上午表示确认朝鲜试射导弹，并称导弹“几乎一发射就爆炸”。
朝鲜半岛局势的内因复杂繁复，但近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反而让问题变得简单起来，这场围绕朝核而展开的游戏，或者叫系统，不断更新，最后集中在一个按钮。如果金正恩下令进行核试验，维持了二十年的系统就了。生死存亡之际，金正恩会选择妥协吗？对金正恩来说，弃核，可能是慢性自杀；下令核试验就意味着战争。从人性来说，选择妥协是正常的，把核试验的命令延后，也是合情合理。
很多人在猜美国什么时候会动手打击朝鲜，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一时还打不起来，但平壤已经丧失平稳转型的一切可能性，最终等待它的必然是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朝核问题解决不了，国门又被紧紧关闭，经济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民众的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朝鲜最后不是败于内乱就是败于外力。
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是美国等大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遏制战略”中的“第一岛链”和前沿阵地。朝核问题的背后，实质是中美对朝鲜半岛走向的要求及期许。“习特会”对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关系的定位和再确认，有效缩小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及利益差距。可预料的是，中国将加大运用金融和经济等手段来扼制朝核问题，但这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仍需观察。
当地时间13日晚，驻阿富汗美军在该国东部山区投掷一枚有“炸弹之母”之称的大型空爆炸弹，这是迄今美国在战斗中使用的最大威力非核爆炸装置。另据韩联社16日报道，美方当天上午表示确认朝鲜试射导弹，并称导弹“几乎一发射就爆炸”。朝鲜半岛局势的内因复杂繁复，但近来一段时间的发展，反而让问题变得简单起来，这场围绕朝核而展开的游戏，或者叫系统，不断更新，最后集中在一个按钮。如果金正恩下令进行核试验，维持了二十年的系统就了。对金正恩来说，弃核，可能是慢性自杀；下令核试验就意味着战争。从人性来说，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妥协是正常的，把核试验的命令延后，也是合情合理的。本文综合自凤凰国际智库、环球时报、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
每年4月15日的“太阳节”应该是朝鲜最盛大的节日了，今年的“太阳节”尤其引人关注，在丰溪里的核试验场会不会也爆出一个“太阳”？
半岛形势已经是剑拔弩张，山雨欲来，朝鲜搞核试验，就意味着战争。那是美国的红线，也是国际社会的红线，为了一次核试验而毁灭，似乎不合算。半岛的战与和系于一人之手，也就是朝鲜最高统帅金正恩手中。
已过而立之年的金正恩，执政超过五年，在政治上已并不算年轻人了，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我看，他还是会选择生。
半岛局势的内因复杂繁复，最近一段时间来的发展，反而让半岛问题变得简单起来，这场围绕朝核而展开的游戏，或者叫系统，不断更新，最后集中在一个按钮。
金正恩最近的反应有些反常，似乎在“求和”：一是向东盟秘书处提出“申诉”；二是在最高人民会议重建外交委员会；三是邀请数百名记者前往朝鲜采访，见证“重大时刻”，其中包括高档住宅区落成仪式；四是朝鲜外务省副相出来“澄清”朝鲜会在最高统帅认为适合的时间进行核试验。
美国给朝鲜划定的“红线”是什么呢？如果停止核导开发，就可以坐下来谈一谈。其实这是美国给朝鲜的一个台阶，也是底线。
此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不会在对朝鲜进行战略忍耐，还提出“先发制人”的说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所有可能的选项，动武肯定是其中重要的选项，“斩首”之类的说法已经越来越流行，包括海豹突击队也参加美韩军演。
对朝鲜触动比较大是特朗普在4月7日对叙利亚进行的“战斧”空袭，并不是说这次袭击对叙利亚的影响有多大，而是说，特朗普政府越来越由专业的外交与安保团队来主导。
美国划下的“红线”是有效力的，这关系到美国的战略信用，在叙利亚是这样，在朝鲜半岛也是如此。因此，朝鲜第一时间出来抗议美国入侵叙利亚，大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朝核问题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一是朝鲜在形成对美核威慑力的前夜，尤其是远程导弹的发射，如果能够试射成功，理论上对美国构成核威慑力；二是美国无法容忍朝鲜形成这种威慑力，“去核”成为美国对朝政策的目标，如果能够和平去核，自然最好。
美朝之间是双重的遏制，进行时间赛跑，都希望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吊诡的是，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让对方相信自己有动手的能力和意愿。
对于美国的军事能力，朝鲜应该是知晓的，那并不是纸老虎，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军事强权，而这套军事机器掌握在一个并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手中。美国的军事能力无可置疑，而动手的意愿是变量。
美国不会动手的一个理由就是韩国会反对，但是问题在于美韩联军的指挥权在美国手中，而特朗普是三军统帅。就像空袭叙利亚一样，特朗普在晚餐期间下令开火。
对朝鲜来说，中国的态度至关重要，从中美元首会晤到通话其实都在重申半岛无核化的共识。“去核”是中美两国的共识，而且中美元首在朝核问题上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与信任。
朝鲜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中美之间徘徊，朝鲜的确有比较特殊的地缘优势，但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核威慑力的朝鲜已经不再是美国可以利用的棋子。中国的立场也非常明确，最好是和平去核，当然，去核具有优先性。朝鲜一直谋求与美国展开谈判，除非暂停核试验，否则无路可走。
从根本来说，朝鲜核导开发，早就对东北亚国家造成了切实的威胁，朝核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关系到中美关系的稳定。
中美之间密切合作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前提，从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之间的共识空前。美方的立场中也吸纳了中国的建议，和平去核是第一优先性的，如果金正恩执意在现在下令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中美不能阻止特朗普总统的“武力去核”的行动。
也许从技术上来说，第六次核试验已经准备妥当，只是等待金正恩的命令，北纬38度通过卫星照片分析第六次核试验随时可能发生。
犹如俄罗斯轮盘赌一样，金正恩下令核试验的命令可能等于自杀。对金正恩来说，弃核，可能是慢性自杀；下令核试验就意味着战争。从人性来说，生死存亡之际，选择妥协是正常的，把核试验的命令延后，也是合情合理的。
只是说，朝核游戏的既有的规则已经慢慢成为过去式了，核武或者生存，这是个问题。
据新华社16日报道，美国官员披露，经过两个月的研究，美国特朗普政府确定了对朝政策：最大限度施压，如果朝鲜改变其行为，再与其接触。按照白宫官员的说法，特朗普对朝政策目标是无核化，不是“政权更迭”。
14日援引多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为促使朝鲜放弃核武器，特朗普的幕僚们考虑了一系列政策选项，既包括军事打击、推翻朝鲜政权，也包括承认朝鲜是核国家。
这些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说，特朗普政府最终选择向朝鲜增加压力。《》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同意这一名为“极限施压”的新政策。
报道说，“极限施压”旨在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手段让朝鲜停止导弹和核活动，并不寻求“政权更迭”。如果朝鲜改变其行为，美国将与朝方“接触”。
“本届政府的优先目标是消除朝鲜政权装备核武器带来的威胁。这是我们的目标，”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说，“美国在这方面的国家安全利益在于（消除）朝鲜政权对我们以及我们地区盟友的威胁，因此这是我们的焦点。”
这名官员称，如果朝鲜真的出现“政权更迭”，美国届时会应对，“但现在我们专注于短期威胁”。
接受《》采访的白宫高官说，特朗普对朝政策的目标是无核化，而不仅仅是让朝鲜暂停或冻结一部分核和导弹活动。
按照这些官员的说法，特朗普政府无意与朝鲜达成某种军备控制协议或者削减朝鲜核武库的协议，因为那样会意味着美国承认朝鲜是核国家。
《》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仍有不少问题需要回答，包括：如何向合作解决朝核问题的地区国家提供某种保证？如果朝鲜愿意改变，朝方必须采取什么样的具体行动？所谓“接触”有什么具体形式？地区盟友日本和韩国会接受吗？
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的对朝政策是“战略忍耐”，受到诟病，被批评为放任不管。特朗普当选和上台后多次展示对朝强硬立场。联想到美国最近在叙利亚和阿富汗的军事动作，一些人猜测，美国可能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式打击。
《》援引一些美国政府官员的话报道，如果朝鲜进行第六次地下核试验，特朗普政府已经备好各种应对方案。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军官员告诉记者，美国并不打算用武力回应朝鲜核试验或弹道导弹试射。不过，这名官员说，如果朝鲜发射的导弹瞄准韩国、日本或美国领土，美方可能会改变计划，但朝方做出这种举动可能性很低。
据韩媒报道，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已于14日抵达朝鲜半岛东南公海海域。
事实上，未来几个月在朝鲜半岛海域出没的，绝不仅仅只有“卡尔·文森”号航母。准航母级的“美国”号两栖攻击舰也正在前往韩国的途中。
此外，另一艘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的航母——“尼米兹”号目前正在加紧进行编队合同训练——在完成既定的训练项目后，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出港，横跨太平洋。
也就是说，未来几个月，在朝鲜半岛周边海域弹簧外置式机械密封，有可能出现双航母、甚至三航母同时出现的情形。如果线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就是一个作战的队形。
近年来，美国曾多次向东亚地区增派航母。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10年底，当时因为延坪岛炮击事件，朝韩局势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美国曾紧急调派了“里根”号、“华盛顿”号和“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赶赴东亚海域。
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非常配合地做出了模棱两可的表态。一方面否认马上要动武，另一方面暗示可能要动武。
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拟在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驶近朝鲜半岛时派出舰船，与美方舰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此外，美军近期还在冲绳美军基地部署了核侦察机WC-135，这种侦察机能够收集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子，从而判断附近是否发生了核武器试验。
就在当地时间1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乘机前往韩国，他将在16日抵达韩国首尔，开启为期10天的亚太之行，这是他上任后对亚太地区的首次访问。据路透社报道，彭斯计划在16日与美韩部队共同庆祝复活节，之后于17日与韩国代总统黄教安举行会谈，美韩双方在会谈中将商讨朝鲜发展弹道导弹和核项目的努力。
白宫的一名顾问表示，由于彭斯抵达首尔之日恰好是在朝鲜“太阳节”的第二天，美国对朝鲜可能进行的核试验做好了应急准备。据悉，彭斯还将到访日本、印尼和澳大利亚，主要议题也是朝鲜半岛局势问题。
最近朝鲜半岛风云突变，仿佛大战将临。很多中国人在猜美国什么时候会动手打击朝鲜，独立学者邓聿文认为，战争一时还打不起来，但平壤已经丧失平稳转型的一切可能性，最终等待它的必然是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朝核问题解决不了，国门又被紧紧关闭，经济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民众的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朝鲜最后不是败于内乱就是败于外力。
最近朝鲜半岛风云突变，仿佛大战将临。很多中国人在猜美国什么时候会动手打击朝鲜，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战争还一时打不起来，美国将航母移至半岛，更主要的是对朝鲜施加一种心理压力和军事威慑，而非真的要推翻平壤政权。尽管如此，对平壤来说，它已经丧失平稳转型的一切可能性，最终等待它的必然是崩溃，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对朝鲜同时也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来说，代价最小的半岛统一方案是金正恩下台，同时朝鲜保持现行的社会主义体制不变，然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和韩国的融合，两韩慢慢再走向统一。因为只要金正恩在台上，朝鲜就不可能改革开放，而不改革开放，朝鲜必定是死路一条。金正恩为什么怕改革开放呢？说穿了，就是统治家族欠的债太多，怕改革开放会戳破用谎言和高压掩盖的假象，引起人民的造反。但如果他下台，新上来的领导人没有这个历史包袱，就可以大胆地打开国门，向世界开放。
朝核问题之所以拖到现在解决不了，原因很简单，这是金正恩的保命武器。所以，朝核问题实际上是平壤政权的安全问题。解决了安全担忧，朝核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对平壤政权最好的安全保障就是改革开放。但正如上文所说，金正恩不相信这点。他现在是谁也不相信，只相信核武器，而发展核武造成周边国家的不安，引来了联合国的制裁和美国的大兵压境，其地缘环境更加恶化。在这种情况下，要平壤弃核，诱导它改革开放，金正恩是不会做的。相反，朝鲜的大门只会关得更严。据报道，朝鲜正在准备大规模的强制移民计划，将平壤约260万人中的60万迁往城市外围，这就是平壤关紧大门的一个最新表现。
朝核问题解决不了，国门又被紧紧关闭，经济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民众的生存就成问题。所以，朝鲜最后不是败于内乱就是败于外力。我曾经预估时间是再过大约10年。现在看来，崩溃的时间有可能还要提前。
这并不是在给朝鲜算命，而是基于历史铁律的判断。从人类的历史来看，一个极权政权，如果不能平稳转型，等待它的就只有溃败，不是败于内部的造反，就是败于外敌的入侵。朝鲜一直面临着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引发的粮食危机，危机会蔓延很长时间，未来有可能遭受更大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的打击。联合国史无前例的制裁，再加上美国的压力，使得中国都不得不认真执行制裁，这将切断朝鲜获取外汇的渠道及外援，可谓雪上加霜，而这些外贸和外援对支撑金正恩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最近几年来，平壤政权精英阶层的外逃加剧，表明作为维系极权统治支柱的精英阶层也开始对这一体制失望，一旦预感到危机来临，他们会率先抛弃该体制，甚至反戈一击。此外，“脱北者”也开始在美国组建，表明他们的政治意识已经觉醒，开始参与到推翻平壤政权的活动中。
在此我不展开分析，只想指出崩溃的方式。第一种，经济长期没有起色，人民陷入普遍贫困，社会普遍对政权不满，精英阶层想着逃离国家，平民则铤而走险，在这种情况下，崩溃只需一个触媒。
第二种，金正恩的喜怒无常和不安感始终会给其追随者带来恐惧，从而在内部制造残酷的权力斗争，导致内部政变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目前来看，通过几年不断地清洗元老和重臣，金正恩的权力已很稳固，内部没有挑战其权力的力量。但这种稳固是表面的，它建立在高压和恐怖基础上，新的反对者随时会被极权政权自身制造出来，这决定了平壤政权天然的脆弱性。如果外部没有压力或者压力不足够大，出于维护共同利益和保持统治地位的考虑齿轮，现政权的支持力量尤其是高层会选择把自己和金正恩捆绑在一起。但当前平壤面临的国际环境已是四面楚歌，今后只会进一步恶化。空前的压力必然会传导到内部，诱发平壤政权的内部病变通常指金属，导致不稳定情绪蔓延，让更多官员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庭的后路。而为阻止内部的离心倾向，金正恩只能选择加强恐怖统治。这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此形势下，不排除一些预感会遭金正恩清洗的官员，联合朝鲜军队中对现状不满的下级军官，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推翻金正恩的统治。
第三种，美韩采取包括斩首行动、武力威胁或小规模军事打击朝鲜的可能性也存在。如果金正恩一意孤行，继续进行核试验和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试验，让美国评估认为平壤的核武发展已经达到输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阶段，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或者，平壤的一再挑衅已经对韩日等美国盟友构成直接和现实的危险，让美国忍无可忍，美韩对平壤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就不是可能，而是必然。
因此，在未来几年，朝鲜是不可能进行平稳转型的，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在这样一个大历史的关口，作为朝鲜的邻居和法律上的盟友，中国如何选择，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希望中国能够做出合乎人民意愿的抉择。
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是美国等大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遏制战略”中的“第一岛链”和前沿阵地。朝核问题的背后，实质是中美对朝鲜半岛走向的要求及期许。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邱美荣认为，“习特会”对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关系的定位和再确认，有效缩小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及利益差距。可预料的是，中国将加大运用金融和经济等手段来扼制朝核问题，但这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仍需观察。
中美是世界上极具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元首会晤自然吸引全球眼光，也牵动着朝鲜的神经——因为核问题。实际上，在 “习特会”前一天，朝鲜就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迫不及待地试探及警告中美对核问题的安排。
从两国官方公布的信息来看，“习特会”对朝鲜去核化形成了一致意见，并定性此问题的发展 “已达到严重阶段”，表明两国已就解决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
首先，中美都同意合作探究一切可能的和平解决方案。为此，美国未再拒绝与朝鲜展开会谈，虽然设置了前提条件，即朝鲜需改变立场。其次，两国确认并坚持朝核问题解决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模式，这既符合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也符合中朝总体关系发展。再次，中国或许认同了美国擅长的“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模式，加强对朝金融及其他经济制裁应是选项。
此外，中美两国在解决朝核问题的武力选项方面差距依旧。美国务卿蒂勒森表态“（美中合作）有可能会为中国带来一些问题，或使中国面临挑战”。若中国不能与美国协调一致，美国会独自行动，这某种程度上是蒂勒森3月份与中国外长王毅在此问题上表态的翻版。还有，中国未提让“萨德”撤出朝鲜半岛，部分原因或是韩国尚在大选，政坛走向仍不明朗，在韩国缺席的情况下，中美也难以对“萨德”是否撤出达成一致意见。实际上，“萨德”入韩，在中国看来是因为朝核问题，但也不仅仅是因为朝核问题。
朝核议题进入“习特会”后，中美两国就此部分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原因有三。首先，两国关系具有全球属性，故包括朝核等第三方议题成为两国元首会谈的内容。其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中国占朝鲜对外贸易的85%份额，朝鲜与中国有相似的政治制度及“用鲜血浇筑”的中朝关系，加之朝鲜在中国的防御半径，以及朝鲜半岛向来是海洋强国进攻大陆国家的跳板等地缘价值，都决定了中国意见对解决朝核问题的份量。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对中美新型关系的再确认。虽然两国首脑会谈未提及“新型大国关系”的字眼，但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声明，两国总统同意共同努力“基于彼此尊重而管控分歧及扩大合作领域”，实际上是对新型大国关系“彼此尊重、管控分歧、合作共赢”等精神的再确认，此前在蒂勒森3月份访华时已被确认。
但“习特会”上中美就朝核议题也各有坚持，未达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美国坚持穷尽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手段让朝鲜弃核；中国强调和平解决方案。中美立场差距的背后，是两国对朝核问题的威胁性质、在各自国家利益中的排序及对朝鲜半岛走向等问题上的不同认知核要求。
中美在朝鲜无核化问题上，拥有一致目标。但无核化在两国国家利益上的排序，不尽相同，因为两国对无核化的不同威胁认知。对中国来说，朝核问题的最大危害在于它刺激了半岛局势的紧张与失衡的可能，加大了中国在维持半岛和平与稳定及半岛无核化政策之间的张力，也加剧了中国同时面临海陆两个方向的安全压力。不仅如此，朝核问题本身对中国也有潜在的风险，如朝鲜的核及导弹让其有能力威胁到中国东北、华北甚至是首都北京的安全，朝核泄漏的风险会危及中国东北的人口与粮食安全，因朝核问题而引发的局势失控及难民危机甚至战争风险会危及到中国东北的和平与稳定甚至整个国家的安全。朝核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多地取决于中朝关系本身以及中国对朝鲜的国家身份定位。因此，中国学界长久地讨论核问题与朝鲜的对华政策取向，哪一个因素更能决定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
对美国来说，朝核问题不仅直接违背核不扩散条约，损害了美国缔造和维护的国际体系，更重要的是对美国的盟友韩国和驻韩美军构成实际威胁。或许，朝鲜的核能力不足惧怕，虽然它在日渐发展，但尚在美掌控之中。然而，朝鲜国家决策的不确定性，让美国极为忌惮，这是因为美朝关系的敌对，以及美对朝国家身份的负面界定。自1950年朝鲜战争以来，美国除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与朝鲜有短暂的官方接触，一直拒绝与朝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小布什政府将朝鲜定位为“邪恶轴心”的一员，奥巴马政府对其实行“战略忽视”，而特朗普政府已将其列入支持的国家。政治就是关系，美对朝国家身份的定位，使其对朝核武器的威胁认知解读远远超越中国。
中美对朝核武器威胁认知的不同解读，与它们对朝鲜半岛走向的国家利益判断及期许有关。在中国战略家眼中，位于中国防御半径的朝鲜半岛，其发展走向应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这包括无其他强国在该半岛驻军安全销，与中国深度的经济联系及贸易往来，妥善解决海上与陆上边界纠纷，以及对华政策的温和友好等。美国在二战中逐步拥有并扩大对半岛的影响力，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驻半岛并一直留下来。在美国的战略设计中，朝鲜半岛的“三八线”是美国等大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组成部分，也是美国“遏制战略”中的“第一岛链”和前沿阵地。因此，朝核问题的背后，实质是中美对朝鲜半岛走向的要求及期许。
“习特会”对中美发展新型关系的定位和再确认，有效缩小了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认知及利益差距。可预料的是，中国将加大运用金融和经济等手段来扼制朝核问题，但这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仍需观察。
最近朝鲜半岛局势一触即发，美国对朝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举世瞩目。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曹辛认为，美国一旦对朝鲜动武，则意味着朝鲜半岛多年来一潭死水的格局被激活，中国现行对半岛多重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所以，美国对朝鲜动武对中国来说，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调整现行对朝政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机会。乱，或者说动态，常常就是机会，而稳定，或曰固化的平静，则绝不会提供机会。动态维稳，才是上策。
在谈及美国最近一直在嚷嚷不休的对朝动武选项时，多位韩国外交权威人士这样表示；有的则沉默以对。
随着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驶向朝鲜半岛，美国对朝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到举世瞩目。
朝鲜继续顽固地坚持其拥核立场，而且在最近继续“以超强硬对付强硬”，例如以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作为对美国武力威胁的应对；
朝鲜周边国家必须支持美国动武，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而日、韩的支持也很重要；
在上述四个国家中，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的盟国，虽然其外交和国防受制于美国，并不完全独立，但因为毕竟是民选政府，美国不能完全无视。而目前这两个国家的态度，都处于纠结状态。
韩国非常清楚美国对朝鲜对动武的后果：美国不可能在第一轮打击中就彻底使朝鲜没有一点还手之力，那么接下来朝鲜一旦还手，就是首尔的毁灭，而首尔对韩国经济上的意义，众所皆知。目前韩国官员对这一点非常担心，尤其是担心美国不顾韩国利益，单独动手。韩国外交权威人士表示：美国只会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强加给韩国，韩国“默认”，“这是小国的悲哀”。
而日本权威人士则透露：一旦朝鲜反击，日本会受到攻击，所以日本社会一定反对美国动武，但是安倍个人内心会赞成，因为一旦朝鲜把导弹打到日本，安倍放弃和平宪法的机会就要来了，届时日本“正常化”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而且会得到全民支持。“安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美国也不会管日本的死活”，日本权威人士说。但是日本“正常化”这一点，未必是美国希望马上就看到的。
第一，朝鲜领导人可以下台，新政权必须弃核，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不能灭亡；第二，美国不能借此次战争武力统一朝鲜半岛。
“习特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又去俄罗斯访问了。俄美双方涉及朝鲜议题的会谈内容尚不得知，但以上两条是常识，中俄领导人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让步。还有一个客观现实是：目前美国不可能同时在中东对付俄罗斯，又在远东对付中国。今非昔比，美国今天已经没有这样的力量了。
也有外交权威人士提出：会不会美俄联手，借此次对朝鲜动武遏制中国？目前来看，可能性不大。因为今天俄罗斯的远东战略，其出发点和当年斯大林支持中、朝在朝鲜半岛和美国开战的动机是一样的，那就是在远东牵制美国的力量，一旦中国倒下，不仅不能牵制美国，俄罗斯在远东也必然不得善终，随即就是在欧洲也倒下，这是现实主义的必然逻辑。而且从常识讲，三角关系总比两角关系稳当、操作空间更大。青年时代就受到苏联克格勃严格训练的普京，对此必然了然于心。
还有，朝鲜究竟有没有可以发射到美国的核武器，这也是美国决定是否对朝鲜动武的基本考量因素之一。
综合以上事实可以得出结论，保障中、俄的安全利益，以及朝鲜是否已经或者马上就要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是美国是否对朝鲜动武的前提。其中保障中、俄安全利益，是不可缺少的前提。至于朝鲜方面，金正恩不到最后一刻，很难公开弃核，而弃核的最佳时间节点在哪里呢？他很难判断。弃核以后他自己能不能继续领导这个国家？也是大问题。
美国一旦对朝鲜动武，则意味着朝鲜半岛多年来一潭死水的格局被激活，中国现行对半岛多重的、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也必然面临重大调整。所以，美国对朝鲜动武对中国来说，客观上提供了一个调整现行对朝政策、使之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机会。乱，或者说动态，常常就是机会，而稳定，或曰固化的平静，则绝不会提供机会。动态维稳，才是上策。
根据当前中国在半岛面临的现实，以及中国与半岛唇齿相依的紧密关联性，中国应确立的对朝政策目标应该是：在朝鲜建立一个对华友好的、实行弃核、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领导核心及政府，并将这三条作为朝鲜党和政府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同样符合半岛周边国家的利益，美国也很难公开反对。
在这一政策目标下，一旦美国对朝鲜动武，中国的行动指南就将变得十分清晰了。
朝鲜领导人可以下台并被替换，但朝鲜作为一个国家不能灭亡，毕竟它和韩国一样，也是联合国成员；
美韩军队不能大规模越过“三八线”，小股特种部队进入朝鲜特定区域完成任务后，必须返回“三八线”以南地区。
在上述前提下，一旦战端开启，作为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签字国，中国也应在恰当时机从海陆两路出兵朝鲜，甚至可以和美军同时行动，以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利益，包括在朝鲜的侨民，并借助劳动党内的健康力量，为建立一个奉行对华友好、弃核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朝鲜新政权提供协助。
战后，中国应大力帮助朝鲜新政权发展经济，避免战后初期朝鲜可能出现的混乱。
如果美国拒不遵守上述动武规则，则中国只好全面出兵朝鲜，捍卫板门店临时停战协定的严肃性。
若如此，美国对朝鲜动武，还真的未必就是坏事，中国只要做好充足的军事和民政准备就行。
目前，对雄安新区定位的最权威解释是说，它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九游手机网游。为什么北京会过大，需要疏解呢？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认为，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解决“北京过大”的根本之道。市场大了，政府就会小；政府小了，北京就会小。然而，建立雄安特区的构想，实际上就是沿用着北京过去一直采取的策略，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把雄安的土地也纳入北京直接支配的范围。从制度角度看，将北京的部分功能扩散到雄安，只不过是在建设一个更大的“北京”，同时也把北京在资源配置机制上的问题扩展到雄安，最后也不能实现一个城市的基本平衡。
目前，对雄安新区定位的最权威解释是说，它要“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这说明，北京人口的巨大压力是提出疏解的主要原因。那为什么北京有如此之大的人口压力呢？是否“首都”就必然要有人流的不断涌入，那些“非首都功能”非理性地不请自来，打破了原来首都规划的理想安排？
从城市经济学的角度看，除了政治中心与军事要塞，一个城市的定位、形成、发展及其最终规模是由市场决定的。一般而言，这些城市都是在贸易通道的节点上，由于其特定的位置，到达的便利程度，长途贸易整休所需的恰当距离，改换运输方式的口岸，周边腹地的人口密度和纵深等，决定了它们的位置和基本规模。该城政府对交易活动征税，用于对市政基础设施的投资、公用事业服务和其它公共物品的提供，而这些受本地财政收入规模约束的公共服务规模，又与本城的交易活动规模达成平衡。即使是政治活动，也广义地被认为是交易活动，相应的城市规模也受制于由它们而形成的财政规模。
然而如果有政府干预，会带来一些扭曲。我们很容易发现，“北京过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政府占有国民收入的份额太大。据我最近的估计，中国的宏观税率约为45.6%（2013）。而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近十年来约为48.7%，支出份额仅为16.6%。2015年，这中间的差额约为43725亿元，依赖于中央政府在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其中又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前者是常规的因而也比较规范，而后者分配的具体规则并不确定，很大程度上要靠地方政府进京“跑部钱进”，即到中央政府各部门游说。尽管专项转移支付只占40%多，绝对数也是很大的。
另一部分中央政府控制的资源，是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如果不按市场规则，由政府分配或者免费划拨，或者以低于市场租金的价格分配（如石油开采的资源租税只有每吨30元左右，经常不到市场租金的十分之一），那么，以低于市场价格获得这些稀缺资源就相当于获得了“租”。还有就是进入到某些行业的行政许可。由于有政府进入管制，这些被管制的行业就具有垄断性质，获得进入许可就获得了垄断利润。而行政许可审批的项目多达数百项。还有价格管制。管制价格定多少就大有寻租空间。据报道，国家能源局煤炭司的一个副司长，竟可获得2亿多元的贿赂，就是这种情形的生动写照。
据2010年的不完全统计，“除54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南方日报》，2010年8月24日）尽管中央政府进行过限制和清理，但多数驻京办只是“转入地下”。更退一步，地方官员在京买房的情况也很多，这是无法阻止的。
要游说，就要有活动，有需求。为游说活动服务的产业也随之发展。据说在国家发改委旁有一条礼品街，是收礼官员处理礼品的地方。街上的商店以低廉的价格收购礼品，再以便宜的价格卖给送礼人，如此循环，也是生意。明的暗的“驻京办”本身就增加了大量人口，说有10万人也不为过。这些驻京办人员相当于常年的旅客，他们的需求带来了北京的就业增加。如果一个常年游客能够创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的话，据北京的旅游就业乘数，驻京办能直接间接地创造34万个就业机会。当然，到北京的公干不仅是争取经济资源，更重要的是争取政治资源。这当然最终归结为经济利益。地方官员到北京的动力会更强，也为北京的过大作出了贡献。
“北京过大”的第二个原因，是北京市政府不仅动用北京自身的财政收入，而且动用了全国的财政收入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和其它公共物品的投资。我们注意到，北京的财政支出长年超过收入，有时多达20%。与其它省会城市比，如西安的人均财政支出为1.06万，北京则是3.05万元，约三倍于西安。试想，如果一个城市的财政支出总是大于其收入，它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投资就更有可能是挪用了其它城市的资源，人均享受的城市设施也会更好，能不吸引更多的居民吗？
不仅是投资，而且公用事业或其它城市服务的日常服务，北京也占有了更多更好的资源。我们在研究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时，发现北京不成比例地更多享有教育和医疗的优质资源。将各省市211学校数量比上本省市人口数量，比例最高的是北京1.11所/百万人，最低是河南省0.016所/百万人，北京是河南的69倍。虽然北京的211学校也录取其它省份的考生，但录取机会也是不同的。录取机会也是一种教育资源的分配方式。如果最低的四川一本录取率为1，2012年，北京的“一本录取机会比”就是5.2。也就是说，北京的考生被一本院校录取的机会是最低录取率的四川考生的5.2倍。
2014年人均拥有三级医院数量最多的是北京，每百万人有3.39家三级医院。最低的是重庆，每百万人拥有的三级医院数量为0.77。北京是重庆的4.4倍。按医疗机构床位数获得的政府财政补助最多的是北京，平均为205297元/床，财政补助最少的省是河南，为26291元/床。若按居民人均获得的财政补助，也是北京最高，人均10482元，最低河南人均128元，北京是河南的82倍。
在下面的两张图中，直观地可以看出，北京鹤立鸡群，是每百万人拥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和三级医院最多的城市。
在政府配置资源的公正性研究中，我们创造了“财政补贴的相对损益指数”。在下图中，各省市按人均GDP从左至右从低到高排列。柱形显示的指数是按该省市的人均财政补贴与其左右省市相比较而得出。在零以上是受益，零以下是受损。下图显示，北京又突出地成为最受益者。
很明显，北京在医疗人均财政补贴方面占据了最优越的位置。然而又是最不公平的。按照我们的“价值解读”，北京是在这个财政分配体系中的“极不公正获益”者，而河南、安徽、河北、湖南、江西、贵州、山东等省则是“不公正受损”者。进了北京如此受益，为什么不进呢？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高考移民”进驻北京，大量的患者也涌进北京。据报道，到2014年，每天进京看病的人数高达70万人，一年高达两亿多人次。在我们看来，由于北京集中了过多的优质资源，形成了与其它地区的“租差”，人们因此进京“寻租”，实际上也在纠正资源在地区间的错误配置。这些人进京就是一种理性行为。
这些进京的高考移民和患者也类似于常年游客。他们不仅上学看病，还要吃饭住宿过日子。仅次均门诊费用就近400元，一年下来约为840亿元。而这只是进京人群花费的很小一部分。加上其它花费，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按照上面引用的旅游乘数，假定每个常年游客创造一个直接就业机会，进京就医的人将会直接、间接地创造出238万个就业岗位。除了这些为了上学和看病目的来到北京的人，仅就北京的市政基础设施比较好，公用事业的服务比较配套和成熟而言，也值得成为一个北京的居民。在另一方面，北京集聚过多的人口，也提供了更多的交易机会和市场需求，也吸引着外地人口前来发展。据北京市统计局，到2015年底，常住外来人口高达822.6万人，占北京总人口的近四成。
很显然，“北京过大”不是人们非理性地涌入北京的结果，而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打破了资源在空间中配置的平衡，人们用行动纠正这种不平衡所致。真正的解决之道是釜底抽薪，即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尤其要减少中央政府在资源的空间配置上向北京明显倾斜的作法。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解决“北京过大”的根本之道。市场大了，政府就会小；政府小了，北京就会小。
然而，建立雄安特区的构想，实际上就是沿用着北京过去一直采取的策略，为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把雄安的土地也纳入北京直接支配的范围。从制度角度看，将北京的部分功能扩散到雄安，只不过是在建设一个更大的“北京”，同时也把北京在资源配置机制上的问题扩展到雄安，最后也不能实现一个城市的基本平衡。
沿着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中国中央政府确实在给政府瘦身。我们看到2015年底，财政部改进了《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强调要减少专项转移支付的比重至40%以下，并且提出“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项目退出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予以取消；可由市场竞争机制逐步调节的，规定一定实施期限实行退坡政策，到期予以取消。”自时代起，国务院就一直在不断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数量，直到2015年我们还能看到国务院取消行政审批项目的最新目录。因而，从长期看，这会从根本上抑制北京人口规模的扩张。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国务院的几个文件也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多年来，行政部门已经习惯了利用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管制牟取租金，减少甚至取消行政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就是在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因而会明里暗里地对抗各种改革措施。这也是为什么减少行政审批项目的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之一。在另一方面，北京长年受到中央财政的照顾，已经形成了一种“北京人文化”，即北京人应该享有比外地人更优越的城市环境和服务条件，因而北京与其它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还需相当长时间才能达到，人们还会视北京为向往之地。所以从相当一段时间来看，北京不会变小，似乎总应有一个地方分担北京的部分功能。
偶然地，这就是雄安。但“分担北京的非首都功能”的雄安能否成为又一个上海或深圳呢？似乎不可能。这是因为，如果一个城已经定位，它的发展潜力依赖于它在贸易节点上的重要性和其腹地市场的纵深程度。应该指出，上海和深圳并非政府定的位，而早由市场定了位。深圳紧邻香港，在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国大陆上最大的贸易口岸，不仅有最大的港口，还有为贸易口岸服务的成熟和丰富的现代服务业。深圳的腹地则是珠江三角洲和珠江流域。深圳与香港在城市功能上是一体的。上海则曾是近代以来东亚最大的贸易口岸，只是在计划经济年代衰落了。只要实行市场经济，它自然会崛起。更不用说，它的腹地是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
反观雄安，则没有这样的条件。本来海河流域和华北地区已有天津的滨海新区作为出海口，且有京津冀晋等省为腹地，多年以来，滨海新区发展迅速，是全国除了浦东以外发展最好的开发区。在该区努力的基础上，这显然得益于其地理位置。如果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并疏通其腹地的交通设施，滨海新区是最有条件挑战上海和深圳的城市。而雄安距滨海新区口岸虽只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但终究比滨海新区本身要远。试想，如果有一个离口岸更近的地方，为什么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呢？如果是由市场决定，绝不可能有一个与上海和深圳匹敌的贸易中心会在雄安崛起。雄安附近的保定的现状已经说明问题。保定只是一个中国北方貌不惊人的中等城市。
再则，如果将雄安定位为“疏解北京部分功能”，则与上海与深圳的定位完全不同。如前所述，上海和深圳首先是贸易口岸，以贸易为中心，才发展出其它产业。直接为贸易服务的金融业、信息业、贸易服务业、物流业等应运而生；由于贸易带来市场，也就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由于市场需求和产业竞争压力，科技创新才会兴旺起来。而雄安疏解的所谓非首都功能，很大一部分还是政府分配资源的功能。如果说贸易、金融、制造和科技是“生产性的产业”，则政府分配财政资金和行政审批项目则是“非生产性的”，只是在转移和分割生产性产业创造的价值。
如果雄安仍坚持“北京优越”的财政配置理念，创造出“地区租差”，还会吸引许多外地人前来“寻租”。寻租行为会将行将消散的部分租值留住，显得似乎有些价值，但并没有创造新的价值。而如果政府限制这些寻租行为，结果是将创造出来的“地区租差”大部分消散掉，更是对资源的浪费。就类似于，如果有人愿意出高价住进“高干病房”，则是对本来就空着的高干病房效率的提高，医院有收入，自己也有消费者剩余；但如果禁止这样做，则高干病房就虚位以待个别高干随时住下，在平时则以空置的形态浪费资源。这种寻租的冲动，显然也不是一个城市发展的终极动力。
那么，将一些国企总部或大专院校迁入雄安是否有着生产性的意义呢？如果真把国有企业当作企业，它们为什么要迁到雄安去呢？为什么不根据企业的真正需要选择总部落脚点呢？这些国有企业之所以长期以北京为总部，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它们不付地租。因它们占有的土地是原来计划划拨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向它们征收过地租。这些企业甚至占据着市中心的高地价区域，只是没有按照市场价格付费，所以就没有搬出的理由。反过来，如果要求它们按市场地租支付，它们就会自动搬走，何需搬到雄安？至于高校，本来就不太喜欢和满足城区内的校舍，所以已有不少高校搬到了那些愿意以低地价吸引它们的郊区卫星城，如昌平和良乡等，有的甚至在其它城市合成不平衡力矩，如珠海和深圳等建立分校。
当然，如果中央政府真要下定决心建设雄安，至少在短期内会看到效果。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还有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果有数千上万亿的资金砸下，在雄安与北京和天津之间建设更优越的城际交通，雄安本身的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优于周边的城市，还是会吸引不少企业和居民。但由于与上海和深圳相比，雄安既不以贸易口岸定位，也就不能引致相关产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因而缺少生产性产业的终极动力，它永远不可能达到深圳和上海的水平。由于没有真正的生产性产业的支撑，若雄安只以本地的税收维持城市运转，则其规模会受到很大限制，远达不到决策层所预想的规模；若硬要支撑规模，则在财政上会入不敷出，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
相反，中央政府的直接介入，政府对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的直接插手，却可能带来负面结果。要想建立或扩展城市，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最重要的是产权问题。当雄安项目刚一公布时，政府就马上叫停房屋买卖，也就预示着中央政府不打算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土地。在这里所谓的市场价格，就是把雄安前景估计在内的定价。但这不是因为中央决定才有的前景吗？雄安居民们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就像中奖一样。谁说中的奖不是自己的？这会带来中央政府在征地时与当地居民的冲突。迄今为止，征地冲突还只是地方政府与居民的冲突，雄安则会把中央政府推向第一线。中央政府如果用强，高压低价获得土地，它今后怎么还能弹压地方政府不再强拆？如果按照市场价格，就会支付高额的财政资金，就会拖累中央财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设立深圳特区和浦东开发区时，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刚刚起步，中央政府不需出资金，只要给政策，就能造成明显的“制度落差”，形成对资金的强大吸引力。而今市场制度基本在全国形成，再优惠的政策也不见得能造成“制度落差”，中央政府就只能靠钱去堆。但这本身又是问题。比如说，同样是一万亿元，政府投和民间投的意义和效率都不同。民间的投资是对制度环境和市场前景的认可，它本身就是强烈的认同信号；而政府投只是执行命令，并不能判断自己命令的价值。由于政府投资，政府可能会误以为城市发展要靠严密的计划，而忽略了城市生成和发展主要依赖于市场机理，依赖于人们逐利形成的自发秩序，因而这个计划经济的小试验最终会以失败告终。
如今有关雄安的议论多如牛毛，涉及对未来的判断，谁都不能断言谁对谁错，即使学富五车的学术权威或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最终要看雄安发展的结果。但城市的发展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分晓，虽然不会用一千年，三十年总要等待。
最近几年推行的国企分类监管是否有效？如果分类监管只是将国企分成各种类别，分别制定各种详细的考核目标，实际上是回到了前苏联的老路，本质是一种精细的计划。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一度拥有一千两百万个计划指标，分类不可谓不细，结果如何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黄张凯认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期内我们很难推行所有制改革。但是国企改革仍然有很大空间。国企之所以普遍效率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部分决策权，无法利用本地信息。如果我们认识到：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计划者，那么我们应该明白：顶层设计很难成功，成功的改革应该基于分权。
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为人类带来了计划经济。一个世纪的实践表明：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在全世界范围溃不成军。哈耶克于1945年在《美国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从信息的角度揭示了计划经济为什么不可行：由于中央计划者缺乏必要的信息，无论他如何努力，都很难做出正确的计划。在哈耶克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分权：将决策权交给处于第一线的、拥有充分信息的管理者。彻底的分权就意味着计划者彻底退出，将权力还给市场，这就是市场经济。我们通过哈耶克的简洁和强有力的逻辑，不仅能洞悉计划经济的内在缺陷，并且能得出一个自然的推断：计划经济的成功改革有赖于分权。事实上，从计划经济诞生伊始，革命者们就发现理论无法顺利付诸实践，因而必须做出修正。列宁在1922年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为新经济政策辩护，认为国家无须将所有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而只需掌控战略制高点：这正从侧面反映了中央计划者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棘轮，因而无法全面集权，只能妥协，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几个行业。
即将在《美国经济学评论》发表的笔者和世界银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的三位学者的合作论文，用1998～2007年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验证了哈耶克的理论。我们发现，如果将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看成一个巨无霸式的超级企业，它的决策权在不断的下移：大量的国企从上级政府转到下级政府，央企变成省属企业，省属企业变成市属企业，市属企业变成县属企业。换言之，正如哈耶克所言，国企改革的重要途径就是分权。更奇妙的是，我们遍阅当时的和高层领导讲话，并没有发现对国企下放的片言只语，反倒是各主管部门出台了大量的指导性文件。这说明国企分权并不是顶层设计，而是符合哈耶克的另一个著名论断“自由秩序”。
我们还发现，影响国企下放与否的因素中，企业与主管政府所在地的距离起到很大作用：两者的距离越远，企业就越容易被下放。更远的距离显然意味着更难获得信息，自然就更需要分权。我们进一步发现：在同样的距离下，如果该地区的路网密度越低，企业就越容易被下放。这也不难理解：落后的交通不利于信息发掘和传播，决策权更有必要下放。此外，如果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表现迥异，下放也更有可能发生。这是因为在高度不确定性下，信息的作用尤为重要。总之，信息决定了组织结构应该分权还是集权，而国有经济体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其动态演变也遵循了这一规律。
政府在做分权决定的时候，还会考虑一些信息以外的复杂因素，其中一个就是列宁所谓的战略制高点。甚至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也试图通过控制经济命脉来实现战略目标，例如日本明治政府，英国艾德礼政府，法国戴高乐政府，等等。丘吉尔在一战担任英国海军大臣时，为了确保皇家海军的油品供应，促使英国政府控股了一些石油企业，最终发展成英国石油（BP）。我们发现，对战略行业中的央企而言，信息在下放与否中的角色弱化了。很显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相比，更注重战略目标。
我们的论文可以帮助人们重新审视当前的政策取向。以国企改革为例，我们曾经一度有过形式多样，充满创新精神的各种改革方案，然而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却鲜有实质性的、重大的国企改革。从哈耶克的视角出发，国资委本身就意味着国资监管的集权。钱颖一、罗兰和许成钢三位学者于2006年在《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论文，认为之所以中国经济改革比前苏联经济改革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经济结构是“块块”，各地方能够从实际情况出发自我调整；而前苏联的经济结构是“条条”，中央垂直管理，无法应付复杂多变的情况，灵活性付之阙如。而国资委的垂直监管，将国有经济的“块块”，变成了“条条”，因而日趋僵化。更有甚者，任何机构天生都具有自我强化的本能。例如，虽然中央已经明确国资监管要从管资产转变到管资本，给国企更多的自主权，然而在实际执行中，竟然变成了将国有资本布局管起来，国企的束缚反而更多了！
而从列宁的视角出发，国资统一监管意味着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最近几年推行的国企分类监管能否有效呢？如果分类监管只是将国企分成各种类别，分别制定各种详细的考核目标，实际上是回到了前苏联的老路，本质是一种精细的计划。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一度拥有一千两百万个计划指标，分类不可谓不细，结果如何呢？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期内我们很难推行所有制改革。但是国企改革仍然有很大空间。国企之所以普遍效率底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部分决策权，无法利用本地信息。如果我们认识到：不存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计划者，那么我们应该明白：顶层设计很难成功，成功的改革应该基于分权。具体而言，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向地方分权：国务院国资委应该弱化对地方国资委的指导监督，集中于中央企业监管。司法机构垂直管理有利于司法独立，避免地方利益干扰，但是国资监管体系应该立足于我国经济中的“块块”结构，充分放权给地方政府，最大限度的利用本地信息。
向企业分权：当前的国资监管剥夺了企业的很多权力，将国企变成了国资委的下属。以最新颁布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为例，央企需要每年送审年度投资计划；在做出投资决策后不能马上实施，需要国资委审核；投资项目中途变更的，还必须上报国资委。在这种监管体系下，国资委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超级董事会，成了央企的大脑。这个坐在办公室的大脑不见得比处在第一线的高管更高明，同时它还缺乏各种信息。因此，国资监管应该弱化过程监管，着重于业绩考核，就象高校的学术委员会一样，对教授如何做研究不做指导（也无法指导），而是根据研究成果对教授进行考核。
国企兼并：行政主导下的国企兼并导致了决策权集中，恶化了信息问题。高效的企业能够迅速处理复杂多变的信息，因此很难相信所谓中国神车、中国神钢、中国神船会因为变成巨无霸而提高效率。将两个困难企业捆绑在一块，也许暂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长远来看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产业布局：虽然人们对什么是战略行业有争议，但是对什么不是战略行业却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同样，虽然人们对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有争议，但是对什么产业不需要政府扶持也有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例如，一百年前的钢铁产业和煤炭产业可以说是战略产业，然而今天它们产能严重过剩，不应该耗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和财政资源。这些行业以及其他非战略性行业，应该脱离国资委监管体系，直接划归地方监管；或者划归财政部，单纯作为财政收入来源来监管。
总之，哈耶克和列宁这两位巨人的思想，对今天的中国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向他们求教如何重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春雷滚滚的改革浪潮，他们一个会说：“要分权！”；另一个会说：“要抓重点！”。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离不开民间借贷的，甚至可以说，民间借贷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有功劳的。但如今，在一些地方，权力的介入，让原本市场化成本很高的民间借贷市场开始被“异化”。谭保罗在“南风窗”指出，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下行，民营经济投资乏力的大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正在变成一个空转的“食利游戏”。“暴力催收”，只不过是在宣告“某时某刻某地”的一场游戏行将终结而已。
2017年2月，山东省聊城当地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90后青年于欢无期徒刑。根据媒体报道，2016年，于欢母亲女企业家苏银霞被11名催债人用“极端手段”侮辱催债，于欢“忍无可忍”，用水果刀刺死其中一人。
对这一判决，舆论从法律和正义的层面，延伸到了经济，指向高利贷正在侵蚀中国实体经济根基这一严峻问题。
在普通人看来，高利贷犹如过街老鼠，代表着邪恶。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认知偏差，因为多数普通人并没有做过企业老板，根本无从得知，在一个金融抑制的大环境下，高利贷这种融资模式，在中国民企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不妨将高利贷称之为民间借贷，这样更加中性和公允。目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的核心症结早已不是“暴力催收”这样的表面问题，而是这个市场正在发生两大变异，一是权力化，二是“准证券化”或者说扩散化。
中国人对高利贷的误解，很大程度来自于“暴力催收”这一表象。尤其在普通人渴望正义公平，对“金融食利阶层”怨声载道的今天，它给人造成的感官冲击太强了。
经济学家陈志武曾有一项研究让人“大跌眼镜”。陈志武以清代近5000件命案为样本，对民间借贷双方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在债务纠纷引发的命案中，债权人亡的概率反而超过债务人。而且，利率越高，债权人死亡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
债权人“弱势”，而债务人“强势”，为什么会是这个与普通人认知相反的结果？其实，道理太简单了。
因为，在现实中，“暴力催收”对债权人而言，一点都不符合理性人“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暴力催收”的成本很高，但收益其实很低，甚至是负收益。
但对债务人而言， “暴力抗债”反倒符合“收益高于成本”的理性原则。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倘若债务人“欠债不还”，如果债权人将债务人打死，那么，债权人获得的效用是“两负”，即面临“两项损失”：一是债权再也无法兑付，损失了经济利益；二是还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而且，债权人多为富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机会成本”（比如，因坐牢而损失的赚钱机会）远比穷人要大得多。
而对债务人来说，如果把债权人打死，那么获得的效用便是“一正一负”。“正效用”是债务不用还的可能性变大；“负效用”则是刑事责任。但显然，债务人如果是穷人，那么承担刑责的“机会成本”要比富人小得多。
当然，以上关于“成本收益”的假设都是建立在治安糟糕、法治不彰的大环境下之下。但可以看出，如果从理性人行为选择的角度看，这种让人“大跌眼镜”的研究结果，其实一点都不意外。
不光在旧时代，即便在当代，债权人被债务人侵害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09年，山西当地媒体曾报道一起耸人听闻的债务纠纷命案。
当地中年男医生何某欠下了文某（女）40多万高利贷，到案发时，这笔款项本利总额已经翻倍到90多万。何某无力偿还，因此设计杀害文某，并用自己的“医学技能”肢解文某尸体，并毁灭有关证据。
在这种命案中，何某只是高利贷“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文某借钱给何某，目的是为了去对别人放高利贷。但在二人的法律关系中，何某也可以说是债务人，而文某是债权人。
不但从“成本收益”上讲，民间借贷的债务人对债权人其实有着不小的“成本优势”，即便从法律上来说，债务人同样比债权人更有“主动权”。这一点，时常被外人忽略。
2015年，最高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这一司法解释，这一《规定》被看作是给了民间借贷以合法性。其实，该《规定》的核心是明确了民间借贷利率的三个区间。
第一是法律给予保护的利率区间，年利率24%以下的民间借贷，法院予以司法保护。第二个是无效区间，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超过的部分，法院将认定为无效。第三是一个“中性区间”，即年利率为24%至36%的，法院虽不保护，但如果当事人自愿履行，法院并不反对。
此前，即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规定：民间借贷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便是民间借贷所谓“4倍利率”的由来。
无论是之前的《意见》，还是最新的《规定》，其立法宗旨很大程度是在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国家并不承认过高的年化利率，比如36%以上的高利贷并不被保护。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新的《规定》也一定程度考虑到了债权人的利益，比如明确以立法的形式设置了24%至36%的区间，给了债权人获取一定数额风险补偿的机会。
民间借贷年利率超过36%，其实是个较普遍的现象。根据媒体报道，冠县“辱母刺死案”中，于欢母亲苏银霞两次民间借贷的借款，其约定月利息10%，年化之后，即使不以按月计息的复利来计算，只按单利来计，年化之后的利率也达到了120%。这个数字远远高过了法律规定的36%，而超过36%的部分，在法律上则属于无效。
实际上，高利贷一直存在，在一些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公权力对此也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经营过民间借贷的人士曾坦言，在一些地方，民企老板特别是制造业，借高利贷是个普遍现象起模斜度。
该人士分析，制造业企业的土地和厂房是租赁的，没有所有权，无法抵押从银行贷款，而机器设备在银行眼里，根本就一钱不值。所以，他们只能从民间借贷市场获取短期贷款，尽管年化利率很高，但由于贷款的期限很短，其实也能负担。
比如，年化利率100%，听起来很恐怖，但是如果只借半个月，按照单利计算，其实借款期间的整体利率约为4%。借款200万，最后利息约为8万。
但是，这8万高利贷利息却可能为企业获得喘息的机会，赢得了1000万的外贸订单，让企业家最后赚了200万。这个只有企业主才明白，外人不得而知的逻辑，正是中国民间高利贷一直很兴旺的原因。
那么，民间高利贷为何近年开始变得走了样呢？很简单，第一个原因是民企经营环境变差，订单大幅减少，那么厂子只能不断滚动借款，最后利滚利，越来越还不起。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在一些地区，民间高利贷正在“权力化”，即不断有掌握着公权力的人成为隐秘的债权人。
由于在高利贷的实际操作中，债务人有着抗债的“成本优势”，高利贷产业链中的债权人一方也有着引入公权力的内生欲望。不过，在旧时代，由于地方乡绅并不掌握真正的国家权力，这个现象并不突出，所以才有债权人频频受害的情况发生。
但现在，基层权力部门和人员手中往往有着“实权”，乃至对债务人直接或者间接地施加“暴力”的权力。所以情况开始发生了转变，高利贷的链条开始有了权力护航，这种高利贷“权力化”趋势，也使得“暴力催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高利贷的“权力化”会导致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最表面的，即引发民愤的“暴力催收”问题。第二则是增加高利贷链条的成本。权力的特殊性决定了它一般都会要求“超额收益”，那么，一定会抬高整个民间借贷产业链最终的成本，而成本最后必然由债务人承担。所以，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这几年总是不断走高。
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离不开民间借贷的，甚至可以说，民间借贷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崛起是有功劳的。但如今，在一些地方，权力的介入，让原本市场化成本很高的民间借贷市场开始被“异化”。
在实体经济投资收益下行，民营经济投资乏力的大背景下，民间借贷市场正在变成一个空转的“食利游戏”。“暴力催收”，只不过是在宣告“某时某刻某地”的一场游戏行将终结而已。
中国高利贷市场的“异化”，除了“权力化”之外，另外一个不能忽略的大问题是“准证券化”。它危害的不只是经济，更可能触及基层稳定这个根本性的大问题。
什么是“准证券化”？简而言之，就是普通的大众开始加入这场本来只是少数人的游戏，金融的风险开始向基层大众蔓延。
高利贷，它本质上也是一项债权资产。资产是可以证券化的，证券化的意思是把这个债权资产平分为等额、等权利的若干份，然后变成对应的权利凭证（债券），销售给广大的投资者。在民间借贷中，当然不可能是严格意义的债券，但大众零散的资金归集到一起，拿去放高利贷，这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一种“准证券化”。
在中国的金融法规中，有一个特殊的“200人现象”。这什么意思？就是严格控制垃圾金融资产的“证券化”，其目的之一，就是为防止金融风险向大众蔓延，从而引发件。
比如，我国的《证券法》规定了证券发行的非公开发行和公开发行两种模式，前者受到的监管较少，后者监管极为严格。公开发行的特征之一是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但《证券法》却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200人的”，同样也是公开发行，要实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此外，在信托法、公司法、互联网金融法规领域，也时常有“200人”、“200份”的限制。归根到底，其最终的目的都是严控金融风险的扩散。
但目前来看，在一些地方，民间借贷已经事实上“准证券化”。其方式很简单，即一些群众以闲散资金通过中间人比如熟人借出，汇入高利贷的“资金池”，然后由专门的中介机构进行放贷，从中获取高收益。
这种操作，可以看成是高利贷“证券化”的“逆操作”。正常的“证券化”的操作是，先有了高利贷的债权，然后再把债权分拆，销售给普通人。但“逆操作”则是，先汇集资金，再放贷。这有点像传统的民间集资，也可以说是“准证券化”。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近两年来，中国不少地方政府都开始向高利贷暗中“宣战”，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针对的也分别是高利贷“权力化”和“准证券化”这两大问题。
一是追查公职人员的放贷，一些地方官员表示，“对公职人员放贷零容忍”，遇到一个查一个；二是在群众中进行有关高利贷危害的“科普”。在一些三线城市和县城，“认清高利贷、远离高利贷，理财走正道”，“莫贪一时之快，陷高利贷之祸”这一类标语，时常让旅行者感到莫名其妙，唯有当地人，才知其中奥秘。
民间借贷，即便是利息相对高的“高利贷”，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它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自发行为，是市场自动配置资源的正常经济现象。它之所以变得“不正常”，从推动实体经济，变成危害实体经济，很大程度这并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TOP↑
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在债务问题解决之前就能涅槃重生的，08年的美国是这样，09年的欧洲也是这样，因为负债恰恰代表着旧经济锁定的资产和资源存量，是新经济地基上的地雷。这一次，轮到中国了！以前认为不放水就死给你看，谁知人算不如天算：美联储进入确定的加息周期，中美利差的缩窄，以及资本的巨大外流压力，让央妈也已力不从心。俊采星驰在微信号“港股那点事”中指出，当货币政策出现紧缩趋势，类似天信、齐星集团的企业进退两难，拖字诀的玩法就必然走到了尽头。而中国其实还有大量的天信、齐星、辉山。中国经济的这个冬天，大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要冷得多。
杠杆与经济下行两座大山压垮了这些企业，也正在吞噬整个中国经济。而中国其实还有大量的天信、齐星、辉山。
上个月去美国、欧洲路演了一圈，几乎所有外资基金都对中国低配。问原因，基本是同一个担忧：中国经济到底硬着陆了没有？
我告诉他们，从GDP数据看，中国经济应该已经进入了“L”型中的那一横，算筑底了。
但多数听众会不以为然，纽约的一个基金经理这样表述他的低配逻辑：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在债务问题解决之前就能涅槃重生的，08年的美国是这样，09年的欧洲也是这样，因为负债恰恰代表着旧经济锁定的资产和资源存量，是新经济地基上的地雷。你们中国并不比我们幸运或者高贵。这次，轮到你们了。
末了，他提出了一个疑问：你真的知道中国企业与地方ZF的真实负债水平吗？它们被遮盖得那样严实。新经济大厦能在地雷阵上建起？
我们传统看法里，山东与东北，除了当年闯关东有一定关系外，其他几乎天壤之别。东北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经济看不到希望的老工业基地，而山东却是中国三大经济发动机省份之一，它几乎就代表着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实力。
但当我们还天真地以为债务爆煲只是东北这种特殊地方的特殊现象时，中国经济大省山东响起了一串雷声。
当年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就深刻认识到“只对一家银行负责的行长不是好行长”。当在多家银行有贷款的大客户资金链出现问题，将要形成实质性不良贷款时，正是纵横捭阖的行长们“同心同德，救死扶伤，渡人渡己”的时候，找过桥资金，借新还旧，能用的手段全部用上，先度过眼下这关，哪管之后洪水滔天。
纸包不住火，该来的总会来。29日媒体报道，曾经的中国500强企业山东天信集团陷入债务泥潭，7家关联公司天信集团、天圆铜业、天信光伏、天信进出口、天泽物资、天泽物流、澳纳纺织已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其中负债最多的山东天圆有限公司负债总额高达104.52亿元，负债率高达180.77%。
这是继山东上市公司中国宏桥、魏桥纺织同时发布延迟刊发2016年全年业绩停牌，长兴集团破产、齐星集团债务危机后，短期内经济大省山东又一起企业风暴。
山东天信集团有限公司是东营的大型民企行业，业务主要涉及纺织、光伏、铜加工、房地产等。去年营收总额高达383.23亿人民币，在2016年山东民营企业百强名单中位列18位，在2016年民营企业500强中排名第341位。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月7日的公告显示，天信集团及关联公司破产重整系列案件已于1月23日提交审理。破产后的债权解决方案成为关注点，行长们坐立不安——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在1月24日组织天信集团主要授信银行召开省级银行业债权会，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浦发银行山东省分行、中信银行济南和青岛分行也参与其中。
不仅如此，当地ZF还在2月初酝酿过金融债权的解决方案，即将所有金融债权统一定价，一次性打包出售给国有独资的东营市财金集团，并快速化解担保责任。但，这一步还是太晚了。
山东金茂纺织化工集团发布公告称，截至2月9日，金茂纺织为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融资业务，同时提供了9700万元的连带保证担保。金茂纺织合并口径对外担保总额已高达16.12亿元。
无独有偶，对于身处债务风暴漩涡之中的齐星集团，西王集团作为贷款的担保方，也深受其害。据上海清算网《西王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中披露，西王集团与齐星集团为互保关系，西王集团对齐星集团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止2016年6月末，涉及金额24.64亿元。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消息一经爆出透视投影，齐星集团持股3.07%的上市公司齐星铁塔以及西王集团旗下的西王食品，股价双双坠崖。
赤壁之战中，操升帐谓众谋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凤雏妙计？铁索连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出现百亿级的债务危机，互为担保、铁板一块的企业、金融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骤然上升。
为此，2017年3月27日由滨州市ZF、邹平县ZF主导，市县银监局、金融办及各债权金融机构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提前化解此次事件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与会机构达成共识，并制定了《齐星集团有限公司银行业债委会合作公约》：公约明确要求在齐星集团重组方案作出前，各成员银行不得擅自退出、减少本行的授信份额。
天信集团成立于1998年1月，以纺织起家，一度做到30万纱锭的规模。后由于人力成本的增长和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纺织业每况愈下，公司在2008年前后压减纺织产能，并转型进入有色金属和光伏新能源产业领域。
2008年1月，天圆铜业注册成立，主要从事高精度铜及铜合金板带的生产，并在2011年形成了25万吨铜加工量的生产能力。当时，国内铜业已出现过热苗头，此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制造业陷入深度不景气，全行业产能过剩，铜制品需求量逐年下降，铜价也步入下行轨道，铜业公司普遍出现经营困难。
然而转型铜业只是天信集团“悲剧”的开始。很快，天信集团在光伏新能源领域的跨界也碰了壁。
2010年12月，天信集团欲在中国光伏业分一杯羹，成立天信光伏，契机在于当时光伏最主要的硅料价格因金融危机在2009年后出现大幅下跌。
但好景不长，仅过了一年中国光伏就遭到了欧美的“双反”，一时间市场哀鸿遍野，大量正大上产能的国内光伏企业因失去订单很快破产倒闭。
天信集团最终落得如此境地，或许与此有关工作阻力。一家“明星”企业，曾经戴着多少光环，给当地ZF带来多大的荣誉，最终满载而“归”。
但神州大地上有太多、太多天信集团这样的企业：低端制造，转型升级又不知道往那里转型，收入和利润逐年下滑，靠借钱续命等经济转机。
他们像东非草原旱季的狮子，雨季水草丰满时的膘肥体壮已被瘦骨嶙峋替代。对他们而言，经济大环境的冷热与未来，他们真的左右不了，他们能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借钱输血，苟延残喘地活着，等待下一个雨季的来临。对于他们来说，选项真的不多，不做这门生意又能做什么呢？
在去年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议上，总理说“网上有一种说法，叫‘投资不过山海关’。东北可千万不能让这种说法变成现实啊!”
东北近年来接连爆出獐子岛扇贝谜案、欣泰电气造假退市、昆明机床财务严重造假、东北特钢债务违约、辉山乳液资金链断裂等问题，传统工业企业居多。
而山东的经济状况要远优于东三省，2016年GDP总量排名全国第三，却也出现了百亿规模的连环雷。
原因无他，问题在于传统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从东北到山东，历史重演。山东并不能例外。
我在老工业基地长大，目睹了产能过剩的工业企业如何在大环境入冬时，因为加杠杆走向死亡。山东只是一个缩影，在江苏、浙江这样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区域，连环担保、债务高企，银行催贷也已是一个普遍的现状。前些年钢贸、光伏、煤炭导致的银行坏账至今未能出清。就我所知，某上市银行真实坏账率是报表的十倍有余！
看看对外公布后的美化数字（下图），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雷，一旦引爆将形成强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6年底国有企业负债总额是87万亿，今年3月份已经到了90万亿，每个月以15-16%的速度增长，按照财政部的统计口径，到今年年底国企负债总额会接近100万亿。
如果将这一数据联系一年来银监会批复的地方AMC（处置不良资产）牌照激增，一场似乎就要来临。
巴菲特最不喜欢高负债的企业，他说这就好像“开车时方向盘上绑着一把匕首，路面一颠簸，匕首就有可能扎到你的心脏”。
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GDP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工商银行前行长、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杨凯生在网易达沃斯之夜的演讲中表示：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中国应该下决心进行去杠杆，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
对于银行，贷款从来都是甜蜜的负担，当企业借贷金额过大要出现问题时，为了保住职位，相关人员会想尽办法去掩盖，寄希望于企业有朝一日起死回生。企业也就心照不宣的继续“享受”贷款。
对此李鸿章有着深刻认识，和洋人借钱不下于百次的他说：借钱少了，你是孙子，他是大爷；借钱多了，你就是大爷了！
在一个扭曲的关系中，银行信贷的功能和作用被错误的认识，企业希望通过做无本生意，完全靠借钱企业就能发展，就能获利，甚至将贷款资金违规用于房产投资、高利贷等。当所有能抵押的厂房、设备都抵押了，最后采取联保联贷的方式获取银行贷款。
在经济上行或者平稳期，这种方式能够很好的增加企业的现金流，而在经济下行期，企业的利润将被迅速摊薄和吞噬、账款回收周期可能被大大延长甚至无法收回，当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时，风险随即产生，这已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能够解决的了。
这也是银行和ZF不愿意揭开的伤疤。天量M2投放带来房价的水涨船高，进而推动租金人工等经营成本上升，企业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涨价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企业习惯了杠杆经营，靠着贷款苟延残喘，寄希望于银行不停输血，银行寄希望于央妈继续放。